9月15日晚，第十四届全运会在陕西西安奥体中心正式开幕。伴随着圣火引燃主火炬，雅号为“长安花”的西安奥体中心犹如一朵盛世榴花璀璨绽放，“十三朝古都”西安在体育元素的映衬下瞬间青春焕发，见证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又一次盛会。这是全运会历史首次由中国中西部的省份举办，也是1949年建国后陕西省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全国性体育赛事。当盛会和盛世相逢，个中意义何其深远。
陕西不仅历史悠久，还是革命圣地，当初申办全运会时，外界一致认定，全运会将彻底激活西安乃至整个陕西的体育旅游产业。虽然因为疫情而未能实现体育旅游产业火爆的预期，但本届全运会仍然在多个层面助力中国体育产业在后疫情时代恢复元气：
这是疫情发生后我国举办的第一个大型综合赛事，且首次面向公众开放和售票，有助于鼓舞体育竞赛表演业萎靡已久的士气，为未来中超、CBA等赛事在未来恢复主客场和观众入场提供宝贵的借鉴意义；
这是北京冬奥会开始前在我国举办的唯一一个超高规格综合赛事，有助于为冬奥的防疫和赛事运营积累经验；
本届全运会首次实现“零碳全运”，所有场馆都将100%用上陕北的清洁“绿电”。
本届全运会多个场馆实现了智慧化运营，西安奥体中心是国内首个5G技术全覆盖的体育场馆，由北斗导航卫星系统为十四运会智慧奥体保驾护航。
本届全运会有1/3的热点项目采用4K格式制作公用信号，这也是国内大型综合运动会首次大规模提供4K公用信号。
本届全运会新建的场馆主要分布在陕西的各大高校中，切实践行了体教融合政策，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我国整个中西部缺乏高标准体育场馆的短板，其中可以容纳6万多观众的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是我国整个西部地区最大的体育场……
在全运会为陕西省和整个中国体育留下丰厚遗产的同时，全运会自身却暴露出着赛事话题性和关注度走弱、赛事影响力日趋鸡肋的短板。
每四年举办一届的全运会是我国竞技水平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大型综合性运动会，无论是举办地的选定流程还是各省代表团的组建模式都是国内最高规格，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其在国人心中形成了非常独特的“全运会情结”。如果说奥运会是国与国之间的体育较量，那么全运会则是我国省与省之间体育综合实力的大比拼，全运会金牌榜和积分榜甚至比奥运会更能撩拨从地方官员到各省百姓的神经。
毋庸讳言，全运会成绩曾直接决定了各省市体育官员的升迁，所以各省往往穷尽人财物力来备战全运会，各省分管体育的副省长往往亲自担任本省体育代表团团长并前往现场督战。而国家体育总局以及其前身国家体委则以全运会为指挥棒，引导各省集中资源为奥运争光计划培养人才和积极练兵。
在乒羽跳水举重等中国优势运动项目中，夺得全运会冠军的难度甚至比奥运会还要大，“一群奥运冠军为了全运会金牌杀红眼”、“奥运冠军却从未拿到全运会金牌”、“全运会频频打破奥运会纪录”……类似种种看似调侃的黑色幽默却在全运会真实上演过。
正是因为全运会竞争太过激烈，各省的盘外招不断，以致于全运会频现各种争议、负面消息乃至丑闻，比如“金牌内定”、“兴奋剂丑闻”、“裁判黑哨”、“行贿受贿”，全运会变成了“唯成绩论”的政绩赛场，以致于有政协委员联合提案，称全运会劳民伤财，要求取消全运会，把资金用于发展全民健身运动。
全运会史上力度最大的改革就此出现：2014年，中央巡视组曾专门就全运会提出“金牌至上的政绩观扭曲了体育精神”的巡视意见，2015年体育总局宣布全运会取消金牌榜、奖牌榜和总积分榜排名，转而为全运会增设群众体育赛事，鼓励普通群众参加全运会。
客观而言，全运会取消金牌排名的初衷是为了淡化金牌崇拜、遏制成绩功利化趋势，这一出发点值得肯定。但竞技体育比拼的就是成绩，全运会的定位就是我国竞技水准最高的综合大赛，没有了成绩排名作为风向标，全运会的话题性、媒体关注度和综合影响力日趋走弱，这也是不容回避的客观事实。金牌榜不是问题的根源，根源是金牌榜背后地方体育部门缺乏一个更加科学合理的体育评价机制。
而具体到本届全运会，同样也有自身的尴尬：由于疫情导致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举办，这导致全运会和奥运会历史首次在同一年举办，奥运会和全运会间隔仅一个月的时间，两大赛事“背靠背”举办，对运动员的身心健康和体能储备皆是极大的考验。
同时，全运会大规模增设广场舞等群众比赛项目，固然让普通群众在全运会享受到了顶级明星的参与感，但全运会的整体参赛规模却创造了历史新高。尽管疫情让本届全运会的参赛人数有所压缩，但单单是决赛期间仍有12000余名运动员、6000余名代表团官员、4200余名技术官员参与比赛，5300余名组委会、竞委会人员和15000余名志愿者参与，可以作为对比的是，号称“史上参赛规模最大”的东京奥运会参赛选手数量也不过11309人。全运会正在朝着“大而全”发展，这无疑让全运会的承办成本激增，也与奥运会等综合大赛努力“瘦身”的趋势相背离。
自1959年诞生以来，全运会曾多次与时俱进变革赛制，这才让全运会这一IP历久弥新、备受瞩目。而近年来，全运会为在竞技成绩和全民健身之间找到平衡点而频频大幅改革，全运会短期内的话题性和影响力有所走弱，与此同时，全运会的承办成本却大幅激增，各省申办全运会的热情在消减。未来全运会如何进一步推进IP的自我完善，这将是一个决定其兴衰成败的系统性课题。
曾几何时，全运会不仅是各省体育综合实力的比拼舞台，也是折射我国地域经济转型发展的晴雨表，无论举办还是参赛，其意义远非一届体育赛事这么简单。
在很多一段时间内，我国很多地区的经济实力不足以承办全运会。在1983年之前，全运会一直固定在首都北京举办；在1983年之后、2005年之前，全运会则指定在北上广三个省市轮流举办；2001年全运会后，全运会才开始采用申办的方式，但也都是我国东部省市举办全运会。直到2021年，全运会才首次来到我国中西部地区。
全运会金牌榜的风云变幻往往也取决于各省经济实力的兴衰涨跌。在1997年八运会之前，全运会的金牌大户不少都自北方，因为当时南北经济差距尚不明显，甚至北方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更有优势，以辽宁、山东为代表的北方省份体育人才兴盛，这一点在1993年七运会上显得最明显。
辽宁省媒体一早就在赛前就放话，辽宁要垄断金牌榜、奖牌榜和总积分的第一名。时任辽宁省体委主任的闫福君赛前诗兴大发，挥毫写就《体坛王气在辽宁》一诗并传遍大江南北：“圣火燃，战云浓，健儿飒爽踏征程。擂圆鼓，拉满弓，披金挂银送豪雄。猛虎一吼山河动，体坛王气在辽宁！”
在赛前就公然宣称“体坛王气在辽宁”，这虽然略显狂傲，但也显示出辽宁在全运会上的自信和底气。结果，辽宁果然以绝对优势占居金牌(65枚)、奖牌(163.5枚)和总积分(1496分)三个第一，而南方体育当时的领头羊广东、上海的金牌总数加在一起都不如辽宁多。
不过，从2001年八运会开始，南方体育开始崛起，这背后则是南方地区改革开放的经济红利彻底爆发。在体育投入力度激增的情况下，南方省份的体育人才开始大规模涌现，不少北方的体育好苗子从小就南下在南方省市注册。江苏、广东、浙江、上海开始崛起成为全运会金牌大户。
正是因为全运会呈现出我国各省市政治、经济、体育、文化等综合实力，所以全运会从诞生之日起就规格颇高，并且一直都要与时俱进，坚持规则创新改革。回首往昔，全运会在举办制度、比赛设项、计分方式、年份设置、参赛选手注册等多方面均经历了一系列变革。
在举办制度方面，全运会从指定举办到自主申办的制度变革。
如前文所言，全运会因为耗资巨大，所以最初比赛是国家指定城市举办。虽然国家财政予以一定的拨款，但主要的经费由承办的省市自筹，所以最初全运会是国家指定首都举办，在十年困难期一度停办全运会。1983年在上海举办的七运会是全运会首次离开首都，此后则扩大到北上广这三地轮流举办。
在广东举办1987年六运会和2001年九运会时，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率先引入市场营销模式，号称让全运会首次实现了盈利，再加之东部各省经济快速崛起，所以一些省份要求全运会不能只在北上广三地举办，于是，2001年国办发布《关于取消全国运动会由北京、上海、广东轮流举办限制的函》，全运会开始实行申办制，江苏成功申办了2005年十运会，此后东部各省开始积极申办全运会。
在比赛设项选择方面，全运会经历了多轮变革，最初侧重国防军事体育，在重返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后形成了以奥运会比赛设项为指导的总体方针。如今，全运会在比赛项目方面开始注重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并举。
我国首届全运会是在1959年建国十周年之际举办。当时的一大背景就是我国宣布退出国际奥委会，短期内不再参加奥运会等国际大赛，为提振士气，所以决定在1959年举办全国运动会。当时高层为体育题写的工作方针就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所以，当届全运会的口号也是这一题词，并且在比赛设项时非常有时代特色。
除了足、篮球等国际主流比赛项目外，还有两大类项目：第一类，以武术、围棋、赛马等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体育项目，旨在弘扬文化自信；第二类，以无线电收发报、航空模型、航海模型、飞机跳伞为代表的国防军事体育类比赛项目，旨在倡导全体国民时刻警惕战争风险，锻炼身体保家卫国。这一比赛设项风格一直持续到1979年四运会之前。
1979年名古屋决议恢复中国在奥运会中的合法席位， 我国重返奥林匹克舞台。所以，从1979年四运会开始，全运会比赛设项和竞技规则开始根据奥运会进行大调整。这点在1987年六运会上最为突出，一举增设了大量奥运比赛项目，并随时根据奥运会新增项目而增设全运会比赛项目，同时删掉了大量非奥运项目。经过异常激烈的大辩论，最终武术作为唯一非奥项目得以在全运会保留。为突出奥运战略，奥运会项目和非奥运会项目在全运会施行不同的计分方法。
在2013年十二运会之前，全运会不仅拥有全部夏季奥运会的比赛项目，而且还设置了冬奥会的比赛项目。从2013年十二运会开始，体育总局决定全运会不再设冬季项目， 冬运会彻底 “自立门户”，做大自身IP，第十二届冬运会成绩则直接带入该届全运会。
由于全运会竞争太过激烈，频频出现金牌内定、使用兴奋剂、行贿受贿、裁判舞弊等各类争议。2009年山东十一运会期间，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因为被问及奖牌内定的话题情绪异常激动、当众爆粗口，舆论一片哗然。此后，政协委员联名提交取消全运会的提案，全运会兴利除弊已势在必行。
2014年巡视组在巡视体育总局时对全运会改革给出“金牌至上的政绩观扭曲了体育精神”的明确意见，2015年1月，体育总局宣布全运会取消金牌榜、奖牌榜和总积分榜排名，努力改善全运会不正当政绩观，转而为全运会增设群众体育赛事，鼓励普通群众参加全运会，肖天此后落马。从2017年天津十三运会开始，全运会不再设置成绩排名榜单，转而增加了柔力球、 广场舞等19个群众体育项目。
在积分统计方面，全运会也经历了多次变革，同样也是为了备战奥运。如前文所言，在重返奥运会后，我国全运会的奥运项目和非奥运项目就开始分别计分。
众所周知，备战奥运会原则上是国家体育总局另一块牌子中国奥委会的职责，而各省体育局在竞技层面的主要任务是全运会，国家体育总局对各地体育局只拥有业务指导的权利，但没有领导权力和人事任命权，各省体育系统升迁主要取决于全运会成绩和本省领导的意见。随着上世纪90年代中期《奥运争光计划纲要》正式实施，国家体委将全运会计分办法作为了撬动各省备战奥运会的杠杆和指挥棒。其中颇有创意的有三点：
第一、奥运会成绩可以带入全运会，奥运会夺牌相应地在全运会上给运动员所属的省份也自动增加一块相应的奖牌，打破世界纪录额外增加一块。
第二、足篮排三大球的全运会金牌一块计三块金牌。由于各省为了夺金牌只肯发展举重跳水这些投资小见效快的个人项目和国际非主流运动项目，三大球却惨遭遗弃，不少省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直接砍掉了三大球队伍。国家体育总局为了鼓励发展三大球，于是推出新规，全运会三大球的冠、亚、季军分别按3块金牌、2块金牌、 1块金牌进行计分。
第三、运动员双重注册双重积分以及跨省组队跨省积分。由于早年解放军可以全国招兵，所以总是利用制度优势从地方省队手中“抢人”，地方省队之间也经常围绕选手的培养和注册分歧而大打官司。于是体育总局在全运会推出运动员双重注册积分办法，一名选手夺金后，可以为培养过他的省队以及目前效力的解放军队同时计分。
在2015年接受巡视组整改意见后，体育总局取消了金牌榜和积分榜的排名，同时鼓励多人制比赛的运动员组合跨省组队参赛。由于2021年全运会和奥运会背靠背举办，为了让各省全力支持运动员备战奥运会，今年全运会允许以奥运组合队的形式直接获得奥运参赛资格，国家队和地方队在全运会上直接PK。比如中国女篮就大比分狂胜江苏女篮夺冠，而中国女篮的队员们来自全国不同的省市。
至于全运会的比赛年份选择方面，各种变革也是为了更好地备战奥运会，最终形成了“全运会小考、亚运会中考、奥运会大考”的竞赛体系。
1979年名古屋决议让我过得以重返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全运会当时设在奥运会前一年，旨在为奥运会练兵。但后来发现，各省过于重视全运会，导致运动员的最佳竞技状态提前调整到了全运会，而一年后的奥运会反而竞技状态开始走下坡路。
1987年全运会，我国健儿打破了多项世界纪录，这让外界对1988年汉城奥运会充满期待。结果，中国体育代表团仅拿五块金牌，史称“兵败汉城”。在总结失利教训时，除了归因于前苏联、前东德等奥运强国参赛外，全运会放在奥运前一年举办也成为失利原因之一。
于是，国家体委决定，全运会要调整到上一届奥运会结束后的次年，也是新一个四年奥运周期的第一个年头。如此一来，运动员在征战奥运会后还能发挥余热，争夺全运会冠军，同时，在新的奥运周期中，全运会还能不断涌现新人，成为国家队考察各省潜力股的渠道。
为调整全运会的比赛周期，同时鉴于1990年要举办北京亚运会，于是1987年全运会结束后，全运会没有在四年后的1991年举办，而是推迟到1993年举办。这一年份设置办法一直持续到如今。
2020年东京奥运会决定推迟一年举办后，最初十四运也传出了考虑改期的传闻，但后来鉴于2022年有北京冬奥会和杭州亚运会，所以只能让全运会和奥运会“背靠背”举办。很多奥运选手担心连轴转会导致伤病增加，更何况从日本回国后还要隔离21天，期间训练并不系统，容易影响成绩，比如，奥运蹦床冠军朱雪莹在预赛中就出现离奇失误直接无缘决赛阶段。
好在，很多集体项目从中受益匪浅，因为体育总局允许国家队直接获得全运会决赛阶段的参赛资格，而当国家队对上缺兵少将的省队（主力均已被抽调到国家队）时，轻取比赛是最常见的场景，中国女篮的狂胜已证明了这一点。
在回顾了自1959年首届全运会至今的历史后，你会发现，全运会并不单单只是一届全国比赛这么简单，其蕴含了丰厚的政治、文化、经济内涵。比如，同首届全运会的口号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运动员当时的竞技状态并不能达到世界水准，但国家看重的是选手所表达出的精神面貌和全民参与体育的热情以及在中国传统体育项目中的文化自信。1965年二运会的口号是“敢于胜利，善于斗争”，其时代背景不言自明。
1975年三运会的口号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是那个时代的外交哲学，在对外比赛中一直如此，居然也延展到国内体育比赛中来。这反映了我国体育外交的时代特色，体育时刻为体育外事工作做准备。2005年十运会是北京奥运会举办前的国内最大型体育赛事，于是比赛口号定义为“拼搏2005梦圆2008”，一切从备战北京奥运会和筹办奥运会的角度出发。
2015年1月国家体育总局宣布取消全运会金牌榜和积分榜、推出群众参与性体育项目的一系列改革，其实也早有迹可循。2009年山东十一运会的主题口号是“和谐中国，全民全运”，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国家将每年的8月8日设为“全民健身日”，希望在奥运争光计划大获成功后也能成功激活全民健身计划，而2009年的十一运会就是释放竞技体育和全民健身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平台。
2013年辽宁十二运会的办赛理念明确为“全民健身，共享全运”，这个主题一经推出，很多地方体育局的人就表示，通过这一口号就可以看出全运会即将改革，全运会不再只是精英运动会，而是全民都可以参与的运动会。
果不其然，如前所言，体育总局在2015年1月遵从巡视组意见做出了一系列大改革，2017年十三运会提出“全运惠民，健康中国”的办赛理念，群众体育首次登上全运会舞台，全运会从此取消官方金牌榜和积分榜，但即便如此，各省体育局仍私下统计自己的金牌榜排名。
即使是本届全运会，如果留意各省体育代表团成立时的领导表态，你就会发现，各省仍然有成绩指标。比如全运会成绩并不出挑的河南省也有着不小的雄心，河南省副省长霍金花亲自出任河南省代表团团长，河南代表团副团长、河南省体育局局长万旭表示，本届全运会的目标是：“成绩处于中西部省（区、市）领先位次，力争位次前移”。如何判断位次前移？显然是有榜单可以参考的。
过往，全运会金牌榜和积分榜是媒体和群众过往最关注的焦点话题，从2017年天津十三运会取消后，固然淡化了金牌至上的不健康政绩观，但媒体也似乎失去了报道全运会的主线索，群众对于全运会的话题参与热情和关注度骤降。
取消全运会金牌就一定能改变各省市过度重视竞技成绩的政绩观吗？或许，相比于单纯取消全运会金牌榜，更好的办法是为体育系统引入更全面科学的评价体系。在考核地方体育局时，构建更加完善的群众体育公共服务体系、打造丰富多元的群众体育竞赛体系在考核分数中占比要逐步提升，唯有如此，才能让省市体育局更重视全民健身的重要性。
此外，从2017年天津全运会开始增设群众项目，这固然开全运会风气之先河，极大地激发了全民健身热情，很多群众得以登上全运会的舞台并收获了满满的自豪感和健身热情，同时充实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涵，增加了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但不容回避的是，群众参赛也导致全运会的参赛人数规模直接比以往增加了一倍，而且这只是决赛阶段的参赛人数。如果算上群众项目的预赛，那么这两届全运会整体下来的参赛人数高达数百万之众。参赛规模的急剧膨胀，随之而来的就是办赛成本的大幅攀升。在当前全球综合大赛纷纷谋求瘦身、削减办赛经费、借鉴办赛的大背景下，我国全运会却开始不断扩容、构建“大而全”的体育竞赛格局，这值得商榷。
在我国奥运争光计划大获成功和在奥运金牌榜长期坐二望一的大背景下，我国体育发展重心确实应该向全民健身倾斜，补上过去重竞技体育轻群众体育的欠账。但为了推广全民健身，就一定要把代表我国竞技最高水准的全运会改成“众乐乐”的群众参与性活动吗？也许，全民健身最急需的未必是全运会这么高端的比赛平台，而是生活中方便快捷的健身场所。
无论如何，全运会历年的改革卓有成效，确实在我国的竞赛体系中发挥了指挥棒和杠杆的效应。全运会早已不仅仅只是各省体育实力较量的平台，在体育竞技盛会之余，还延伸成为全民健身、体育产业开发、体育科研成果展示和表彰全国先进体育工作者的盛会。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全运会的内涵和外延仍将持续拓展。全运会不仅不会像个别政协委员所说的没有存在价值、应及早取消，反而会在变革中焕发新生、历久弥新。